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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泰善- 野人读什么书 我们怎样理解“世界”-野人

选择字号: 超大 标准 发布时间:2019年04月15日 | 作者:admin | 6人浏览

韩泰善| 野人读什么书 我们怎样理解“世界”-野人

韩泰善编者按
野人是一个“好奇心团伙”,松散的组织里有着各种不同志趣的人,于是在各种正事之外(其实野人没有正事),大家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偶尔在上班时间微信群聊一些“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的话题,成了我们表达理解外界欲望,以及检验自身局限的一种办法。
读书之于我们就是这样一种寻找证据的过程,建筑、国画、黑客、欧洲共同体……没有人能知道当你交出自己的阅读体验时,会怎样启发别人的思考——野人每期的读书笔记都像交换礼物盒子一样,我们也是到了推文发出来的这天,才知道他们原来关心这个事情。
如同本期最后一篇读书笔记所提示的那样,当我们对“我们之外的”事物感兴趣时,这个世界就会充满可看之人,与可理解之事了。
■《建筑改变日本》:建筑能够改变什么?/ 袁艾家

深圳是一片建筑实验的沃土,以福田中心区来说,当年做规划设计国际竞赛,先后有黑川纪章、矶崎新这些日本建筑界的旗手参与进来,使深圳这一新都市之“新”,不仅仅新在建筑外形上,必然也会新在建筑理念上。
我看《建筑改变日本》时就忍不住想,假如这本书的作者、日本建筑界的另一位旗手——伊东丰雄也曾到访并且实践了深圳的某处建筑设计,他会有怎样的思考?
是这样,我觉得伊东丰雄首先会对深圳诸多拔地而起的“商务区”或“产业园区”充满质疑。伊东丰雄在书里第一章就提出了“都市型建筑时代的终结”——他对城市发育机体已经超级成熟的东京(在这个层面上东京肯定是深圳曾经想象过的一个学习对象)最大的诘问就是,奉行现代主义思想,围绕着管理高精度与经济合理性来进行设计的“现代东京”,其实正在成为了一个“均质的网格世界”。在这个网格世界里,人的生活、居民的关系,都被滤出了考虑范围之外。而所有在这些建筑内活动的人,被他形容为,塞进笼子里的蛋鸡。
伊东丰雄有他批评的靶子:享誉国际的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曾给2020年东京奥运会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新国立竞技场,显眼地矗立在明治神宫的土地上;但在踏入21世纪的日本人看来,那是一种现代主义方案对东京历史文脉的粗鲁冒犯。非常有意思的是,遥在中国的上海媒体曾给这场争议投去了不少的关注,其中一方会如矶崎新那样解读,扎哈的作品成了日本建筑界“排外主义”的牺牲品;而另一方如伊东丰雄本人,就非常坚信地宣称,扎哈一贯以之的建筑风格无非就是把这种“迎合消费主义的景观”强加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
我想这种类似的争议会给上海这一类的城市带来很多困惑:在成为“大都市”的道路上,东京尚且还是我们努力追赶的对象,怎么就出来了伊东丰雄这样的建筑思想,飘荡在我们的头上,并阴魂不散地阻击着我们那些伟大幻想?他真的不是一个狭隘的“排外主义者”而已吗?
实际上从《建筑改变日本》一书可以看到,伊东丰雄对扎哈提出的尖锐批评背后,是他源来有自的建筑实践:岐阜媒体中心、大三岛、信每新松本总部、水户艺术馆……简单概括一下,伊东丰雄应该属于那种“自然主义”(与消费主义相对)的建筑师:从建筑形体上他讲求贴合自然条件、活用自然能源;而在理念上,他也无非想打开曾经被现代主义建筑锁起来的功能“界线”,尽可能地多创造一些人与人之间交互的“公共空间”——说白了,他认为建筑不仅是功能的(尤其不仅是经济功能),还是生活的。
以前学经济学曾经看到过一种对这个学科的批评,“经济学帝国主义”,意思是说经济学总把自己的学科思维无限扩大到一切的生活场景,试图用经济学准则去指导人类一切决策;我非常愿意把伊东丰雄这一类的建筑思想替换到类似的语境中,即伊东丰雄本人也认为,建筑就是为了解决生活的功能以及意义而存在的,因此,“没有一件工作可以被认为是与建筑学无关。”我不愿意像批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批评这种建筑思想,反倒是,假如建筑真的与我们的生活无关,而仅仅是甲方委托、乙方完成的一件“产品”——我们又为何要去关注建筑,又将活在怎样一个由建筑合成的城市里?
当下中国的语境应该是还没学习到去“欣赏”建筑的。别的不说,伊东丰雄为了创造一个与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需要与在地居民有大量的交流去支撑;而在设计之都深圳,更多的建筑规划试图实践的“公共咨询”,可能正静静地躺在有关部门的官网一角。为什么?也许我们本来就是塞在笼子里的蛋鸡。建筑之于我们,可能只是无缘无由地出现的一个“他者”,没有感情,又谈何欣赏。
好的建筑首先应该是改变我们对生活冷漠的感觉。在追求一个拥有更好生活体验的大都市道路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先对伊东丰雄这样的反思或者说“逆反”更宽容一些,最起码,在奋起直追吸收外国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得分辨清楚,即便同为日本国际级建筑师,矶崎新和伊东丰雄,已经代表两种相去甚远的建筑思想了。在外行看来,这表面是建筑业界的内部分歧;但说远一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活在这些建筑师对自身理念的鼓吹、坚持与选择里。
不然他们何以敢说:“建筑改变日本”。
■《潘天寿谈艺录》:文人画的精神/ 穆木

最近浙江美术馆有潘天寿的大展,展出先生青少年一直到晚年的重要作品。为看展做功课,恶补了一番美术史。近日看的书《潘天寿谈艺录》,是潘先生的艺术评论集结,短小精悍,比当今一些又长又臭、不明就里的艺术评论来得深刻爽快。
潘先生是中国文人传统里,诗书画印皆通的近世典范。他的画可以和文字互相激荡。不论是诗还是画,读之都有畅快淋漓的感觉。潘先生的画有“天行健”的君子之风,骨气傲然。在《论画残稿》有一段:“有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蕴蓄于胸中,为学必尽其极,为事必得其全,旁及艺事,不求工而自能登峰造极”,这段话可以说点透了整个文人画传统的精气神。看过潘先生的文字,再去看他的画,才看懂他那种大开大阖、沉郁厚重的笔锋和画格。中国文人被理解为“中正平和”太久了,文人精神的风骨,大抵被俗解成赏花弄月。或许像潘先生这样的画和言论,能振聋发聩、提撕精神,对已经软掉的时代来说,真是一剂良药。
■《黑客与画家》:人人都是黑客 / 一名

自由软件基金会创始人Richard Stallman说:"出于兴趣,解决某个难题,不管它有没有用,这就是黑客。"
黑客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群体:反对任何限制,提倡信息自由,不信任权威,真心相信技术能够使人类更美好。在所用的技术上,黑客似乎和一般的程序员并没有什么区别,但从动机上,“出于兴趣”是区分黑客与普通程序员的关键。因为对于一些程序员来说,编程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这份工作哦可以是设计、会计或画画,而只有兴趣,才能够驱动人主动把这项技艺用到极致、创造新的范式,并从中得到价值感。
本书作者Paul Graham把黑客与画家做类比,是因为两者都存在这种非功利的、追求创新的成分。“出于兴趣”意味着这项技艺本身就蕴含着价值,我们修习这项技艺,做出创新,不是因为它能带来利益,而是因为这项技艺带来的创造性的乐趣。不管是画画、编程,还是农业、科研,我们能从技艺的本身中得到独特的成就感及审美体验。
然而现实里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大部分人并不能选择感兴趣的技艺当做自己的事业,即使足够幸运选择了感兴趣的职业,也要面临基本生存的压力。优秀的画作,市场不一定会买单,要不然梵高生前也不会如此穷困潦倒。大部分时候我们选择某一项工作,仅仅是因为我们需要生存,而不是“出于兴趣”。主动选择的前提是自由,这种自由在这个时代仍旧是稀缺的。Paul Graham也说,就算是自己创业,四分之三的时间也还是在处理与他所热爱的编程无关的事务。
人类学研究者淡豹在演讲《我没有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时代》里提到“以创造为目标来劳动,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特权了”。创造性的劳动能体现人的尊严,而现实是很多人在被动而无保障的劳作中消耗自我。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追问劳动的内在价值。Paul Graham在《黑客与画家》里介绍了黑客的世界观和成为黑客的思路。在“时代的结构性的困境”下,这个思路是可以作为借鉴的。我们还是可以提醒一下自己,人是有主动创造的力量和可能性的。
人人都可以是黑客。
■《昨日的世界》:重建“世界” / 梁妍

我自己对“西方”的认识,是一个过程。
以前泛泛地以为只有中西,或者东方西方,后来渐渐明白到“西方”是一个十分简化的词语,或者至少必须要从“西方”中区分出欧洲与美国,这两块大陆已是极不相同。我们讲的“西方”,如果是20世纪的话,大部分指的是美国,18世纪以前,大多是欧洲,19世纪是个暧昧地带。再后来,受到社会理论训练的缘故,我区分开英国与欧陆,英伦三岛有着与欧洲大陆不一样的思想传统。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接触到的是英国,这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与当今的英语主导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欧陆上的德国与法国,已隔了一层语言,更别说南边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或是北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即便我终于可以在概念上不再笼统地称呼西方,欧洲对于我这样一个亚洲人来说,仍然是茫茫的、仅凭哥德式建筑投影于大众媒体上的形象所描摹的美丽异域,跟我没多大关系。直至,我几乎是一口气地读完《昨日的世界》。
《昨日的世界》的副标题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这个自称为“欧洲人”的作者,是茨威格。我的好友W君很喜爱茨威格,我说起我从茨威格那儿重新明白了“欧洲”的隐含涵义——那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人文理想:欧洲共同体首先是这样一批与茨威格心志想通的文人所建构的理念乌托邦,人们自由生活、 平等相待、 个体价值被高举、政治开放、纷争通过理性与沟通解决。W君说,其实茨威格代表的也不能说是整个“欧洲”,主要还是中欧,德语片区,那系于一个共同的过去, 以维也纳为中心 ,那伟大的逝去的奥匈帝国。
此书打动我很深的一点,是茨威格的几近不带偏见。他用笔的那种缜密和公正,教我明白写作可以是明白世界的一种方式。他向我展示了一个文人透过文字可以达到的影响力,究竟可以到达哪个高度,可以怎样地影响“世界”。“世界”一词,我更笃定地认为,是欧洲文明下的产物,“世界”,我们现在用得如此自然,实际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名词。用最简单的方式翻译,“世界”可以将它理解成“我们之外的”,而我们开始对“我们之外的”感兴趣,并且关心“我们之外的”,也是因为我们首先“看见”了一个树立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我们怎样理解“世界”,或者再进一步说,我们的“世界观”,实际上比我们所觉察到的更潜移默化地受到我们所处的教育系统的影响,而教育系统本身不可避免是带有目的性的(这种目的大多时候,尤其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后,便是国家意志)。
茨威格在这部自传式的回忆里,动人而诚实地回述了他中学及大学时期的自我流放和追寻。某一种早慧使得茨威格可以与一个有目的的影响系统保持距离,从而建立独立的意志和眼光,再加上少年与同辈一同可连结起的高度行动力,他将他的年轻时代成就成一个灿烂无比的交往恣游,他从中开始他的重建,而在四十年后用文字重整并展现这种重建。而我,作为一个超过半个世纪后的中文读者因着他的重建而开始我的重建。他所回忆的一战前夕,交游所见的各个阶层和各种人格,他敏锐地搭建起事件之间有意义的相互链条,不避免呈现历史节点下那些无关紧要的当时感。 这一种重建的好处,是将粘贴事件的关系重新对一个个体产生意义来,茨威格这样做所凭借的是高度发达的理性和对更美好之物的朴素信仰,那种理性建筑在所谓“万物以人为尺度”之上,而朴素信仰,可说源于他贵族出身下的平民性情。 茨威格自传式的历史书写,将我那些本因某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动机所无意识地搭建起来的“世界观”,重新摇晃、拾掇、焊接。
我对W君说,我好像不怎么能找到一个跟茨威格相似的中国作家,那对被理性价值照亮的黄金时代的深深感情,同时又那样不虚无、不冷漠地面对让他失望悲愤的后来的时代,而带着对世界的良心将一切化诸于文字。W君想了想,说,当代的作家他也没想起,但他想起了明朝的张岱,就是被史景迁以一本《前朝梦忆》写出来的那位明末文人。我翻回这本书,书中序言有这么一句:
“他生于、长于龙山山麓,中年归返龙山,只为将心中了然之事理个清楚。……他理解到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于是他决心尽其所能一点一滴挽回对明朝的回忆。”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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